数说新中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足、消费能力的日益提高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带来了百姓支付方式的巨大变革。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5.97亿张，是1993年底全国发卡总量的约1900倍。2018年当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2157亿笔，金额6143万亿元，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倍多。”
过去，“钱”和“票”都很珍贵
动笔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1983年被搬上了大银幕。大面值钞票、糖块儿，勾勒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城里的中学生们“天之骄子”般的生活。而事实上，在整个五六十年代，更广阔的内陆县乡和农村地区，收多了玉米换点高粱，种下了芝麻榨点香油，养猪的拿红肉片儿换酒……这些才是更常见的生活场景。生于1960年的李金堂说起在河南老家的童年，吃的用的，要么自给自足，要么全靠换。
李金堂：“我小时候农村不都是弄个鸡蛋去换个铅笔、换个小本去上学。那时候钱很少，见不着什么钱。我上学的时候，兜里揣两毛钱，（觉得）真有钱。”
和钱一样珍贵的是票。1955 年，国家粮食部向全国发布按计划分配粮票的规定，各种票证开始蔓延至生活的角角落落。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得有酒票，连一分钱一盒的火柴也需要火柴票。票，是硬通货。
李金堂：“一年供应多少粮食那是死的。你买个馒头、他买个烧饼都得要粮票。那时候二两粮票五分钱，钱和粮票都得要，你没有粮票不卖给你。”
改革开放的风刮到河南新乡尹岗村，农闲之余，李金堂开始做点小买卖、帮人盖房砌墙。小年轻，一兜子钱，春风得意。
李金堂：“1978年包产到户，1979-1983年那几年粮食产量特别高。农闲的时候出去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开始往外撺掇。那时候一个村有两三户能有存款1万块钱的，那这可了不得了。”
当初背着现金穿城过省
如今一张刷遍全球
1983年，流通了近30年的布票被取消；1993年，沿用了40年的粮票告别历史舞台。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金堂们开始体验真正的现金支付。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1994年，李金堂带着自己的包工队“北漂”打工。几年下来，工程越干越大，带出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到了年底，怎么把钱带回去发工资成了一件大事。
李金堂：“你看我这一个施工队一回家，当时一提就几十万块钱。几个人一块坐车走。带那么多现金，谁敢一个人走？那个时候一般都是个六七十万块钱。到2000年以后，一般都是二三百万块钱，那时候都有车了，方便多了。”
1998年，李金堂在北京复兴门附近的中国建设银行办了自己的第一张银行卡，用于接收项目公司发来的工程款。但以现金发工资的习惯一直持续到2013年前后，那时候，农民工们也陆续有了自己的银行卡。
李金堂：“我这儿用的建行、工商银行，那边都是信用社、有时候是农行。跨行有时候好几天还不到呢。实时了都是这两三年的事儿。”
17年前，当李金堂背着200万现金、警惕地穿城过省，何朔刚刚大学毕业。他是中国银联的第一批员工之一，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中国第一代银行卡跨行转接交换和清算系统。每秒钟3000笔交易处理能力，听起来，高如珠穆朗玛。
何朔：“当我们把我们的需求跟他们说的时候，很多公司就直接摇头，只有IBM说他能干，然后给我们开了个价，好几个亿美金。当时银联的注册资本金只有十几个亿人民币。到最后我们必须卷起袖子自己干。”
两年后的2004年，银联第一代系统正式上线，每秒钟13000笔交易处理能力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随之而来，指数级增长的发卡量、交易量、交易额见证了国人钱包量与质的飞跃。如今，已经可以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何朔：“2010年之前，我们出去的时候我要特意去找。这个商店能刷，那我就特意到这个商店去消费，看到有一个银联LOGO放在那里面，会觉得很亲切，也有自豪感。2010年之后，我到了比方说欧洲的一个城市、著名的景点，我先掏出一张，基本上都能够用。”
从现金到刷卡，再从刷卡到刷手机，59岁的李金堂不甘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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