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通释语义的专著在我国是很多的，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音义兼注、形音义合解三大类。此种专著中多为工具书。从一部古书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为后人易读易懂，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古人曾说，著书难，注书更难。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多方考察，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饱览群书的阅历，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郦道元为注《水经》，跋山涉水、考异辨难，订正讹误，使《水经》这部书焕然生色，而《水经注》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著作，这已经超出注释的范围了。

注疏的内容大致有：1．解释字义，2．串讲文意，3．分析名读，4．校勘文字，5．阐述语法，6．说明修辞手段，7．诠解成语典故，8．考证古音古义，9．叙事考史，10．记述说川，11．发凡起例。就形式而言又可分成八类。1．注和疏（注只释、疏兼释注），2.释义和叙事，3.他注和自注，4.补注和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