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对于信用卡的违约金并不应该如此无限制的计收，而是有期次或数额限制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用卡的违约金限三期收取，即“延滞个月当月计收违约金150元（新台币），延滞第二个月当月计收违约金300元，延滞第三个月（含）以上者每月计收逾期手续费600元”；汇丰银行信用卡的违约金也是多收取三期，即“以当期账单累积金额中之消费金额及预借现金金额扣除持卡人于当期缴款截止日止已偿付之账款后之金额，按2.5%计算。惟持卡人违反前开付清当期应缴金额之约定连续三期（含）以上者，其应付之违约金，以三期为限”。美国对于信用卡延迟费的收取没有期次限制，而是定额的，即大多数主要的发卡行收取的延迟费从15美元到39美元，在2005年，信用卡延迟费平均收取37美元实际上，这也是合同法理论中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规则的运用。

找出病灶的目的是为了对症下药。既然信用卡滞纳金的性质是违约金，那么就可以运用合同法理论对高额的信用卡滞纳金进行治理。尽管《合同法》没有对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作明文的限制，但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主要有第113条第1款的可预见性规则、第119条第1款的减轻损失规则、第120条的与有过失规则；在规制由于合同自由的异化而导致过高的违约金方面有第114条第2款的违约金数额调整规则。然而，发卡行却认为其收取高额滞纳金是执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的结果，这样才符合银行业的合规性监管，因而该违约金是法定违约金而非约定违约金，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合同法》关于违约金数额限制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自2017年1月1日起，取消信用卡滞纳金，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发卡机构应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收取违约金以及相关收取方式和标准。发卡机构对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