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周某、张某贩卖、运输毒品，蔡某非法持有毒品案在北京市三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新京报实习生 陈婉婷 摄
“6·26”国际禁毒日，北京朝阳法院进行涉毒案件调研发现，毒品犯罪正呈现“快递化”趋势，2017年涉毒犯罪中利用快递实施的案件数猛增至18件，增幅达3.5倍。
据了解，涉毒犯罪分子多选择配送效率高、时效快的物流企业，以及无人收递设备、代收代发点，并借助常规物品精心伪装，增加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对此，朝阳法院向国家邮政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加强监管。
案例 毒品混在物品中快递
昨日上午，朝阳法院对一起“快递运毒”案公开宣判。于某因两次利用同城快递运输销售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2000元。
被抓时，于某正在吸食毒品。他被指控分别于2017年11月16日、19日出售，每次价格850元。于某在庭上交代，自己利用同城快递向买家寄送毒品，“打个电话快递员就来取货”，他会事先将放到一堆东西里面，快递员很少验货。
而另一起快递运毒案中，苗某因贩卖毒品罪获刑三年。据了解，其经微信联系贩毒，多次通过“闪送”向他人邮寄共30余克。其中一次以寄送药品的名义，他用药盒装着盛放的自封袋，封住药盒后再用纸盒包装。此外其还以寄食品名义用饭盒包装毒品。
朝阳法院刑二庭法官何宝明介绍，2017年2月，有贩毒前科的王某，通过微信与李某联系购买毒品后，从北京飞到重庆，在李某住处购买100多克和，并将这些毒品分成7个包裹，存放到李某住处楼下的丰巢快递柜。
此后，王某通过手机向顺丰速运公司挨个下单，先后将7个毒品包裹寄回北京朝阳区、西城区、大兴区的不同地址。王某先是委托朋友收件，再通过闪送方式转送到同城其他地址。这些毒品经两次投递，最终交到王某手中。朝阳法院经审理，以运输毒品罪判处王某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财产二万元。
调研
无人收递设备成优选
据统计，朝阳法院审理的涉毒品案件中，2016年为4件，毒品200余克。而2017年猛增至18件，毒品数量增至1100余克。
朝阳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何宝明表示，调研发现涉毒犯罪快递化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犯罪分子多选择配送效率高、时效快的物流企业。在2017年审理的18起案件中，7起被告人使用“同城1小时送达”的闪送，5起被告人使用顺丰速运。
无人收递设备、代收代发点成为“优先选择”。为避免与快递员直接接触，丰巢快递柜等智能无人收递设备受到犯罪分子青睐，而菜鸟驿站、国安社区、便利店等代理收发点也十分常用，从而避免使用真实地址。收件人、发件人均使用虚假姓名和身份，甚至预留他人电话号码，再委托他人收件转寄，这些方式增加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查处难度。18起案件中，使用无人收递设备的4件，使用代收点的9件。
此外，“毒件”包装严密，并借助常规物品精心伪装。大部分被告人使用自封袋、锡纸等对毒品进行包装，然后放入管状物、盒状物等再次严密封装，同时利用服装鞋帽、儿童玩具、食品药品等伪装，夹藏在快递中避免被发现。在上述王某运毒案中，通过快递衣物并夹带彩笔的方式掩盖毒品，“笔芯”装的都是毒品。
建议
邮政局完善监管机制
朝阳法院刑二庭副庭长万兵介绍，在毒品流通环节呈现快递化的同时，联络社交网络化、毒资移动支付化也十分明显，微信、陌陌、QQ等网络社交平台甚至网络直播平台，在毒品交易中发挥媒介作用，而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手段也成为毒资收取的主要方式。
万兵指出，“快递化”导致毒品更易扩散、流通，尤其与网络社交媒介相结合，毒品交易更为分散化、隐蔽化，甚至有商业化趋势，加大了禁毒的难度。
这其中暴露出快递行业经营管理的一些问题，包括寄件实名制落实不到位;收件验视和安检力度不足;在智能化、无人化创新过程中单纯考虑便捷性，忽视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人证相符、当面验视等问题，防范违法犯罪。
对此，朝阳法院向国家邮政局发送司法建议函，建议该局从三方面加强监管：
督导快递行业严格依照《快递暂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要求，落实寄件实名制，完善快件验视程序和安检制度;针对快递行业无人化、智能化创新举措，研究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快递业协会的指导，提高快递行业对禁毒工作重视程度，加强从业人员的禁毒教育和法制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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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三中院：一年审毒贩611人 17件系人体藏毒
昨日，北京市三中院当庭宣判一起涉毒案。3名被告人曾因在一起羁押认识，被释放后成为同伙重操旧业。2017年10月11日至13日，周某从外地购买约一公斤运到北京，3人在京交易，分别被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获刑十五年到无期徒刑不等。
北京市三中院介绍，近一年来，辖区共受理涉毒案540件，审结424件，惩处毒品犯罪分子611人。虽然判处五年以上的重刑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审结的一审重大毒品案27件，达去年同期的3.37倍，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犯罪分子共8人。
记者获悉，法院惩处611名毒贩中，17件(共18人)系采用人体藏毒的方式运毒。“上家”均通过社交聊天群组随机招募，以“带货挣钱”“短期挣钱”等引诱被招募人员前往云南等边远地区，随后安排以人体藏毒形式向各一线城市运毒，并许诺事成后给予丰厚报酬。据相关被告人供述，其中还可能涉及跨境毒品走私等犯罪。
刑一庭庭长余诤称，此类涉毒案被告人多为青壮年，且呈现一定低龄化趋势。他们鲜有前科劣迹，亦鲜有吸毒史，犯罪动机均为想在短期内谋取巨额经济利益。
此外，这些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没有固定职业，收入普遍不高，法律意识较弱，面对不符常理的巨额经济利益诱惑，常无法分辨其危害性。得知需以人体运毒后，既不能认识到对人体潜在的巨大危险，也不能认识到毒品犯罪违法性或对此抱有侥幸心理。此类案件涉毒数量平均达到300克以上，量刑亦均在十五年以上，均属重大毒品犯罪案件。
从人体藏毒案证据看，涉案被告人的“上线”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无论姓名、地址、行车路线等均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鲜少留下线索，侦破难度大。余诤表示，北京禁毒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仍十分艰巨。